为赢得更多时间应对夏季用电高峰的到来，建议尽快开展调价工作。

但是创新这个问题涉及面又实在太广，涉及许多经济主管部门、企业，涉及教育、科技、军工，又涉及知识产权管理。在房市泡沫风险已经形成，土地财政是其成因之一的情况下，现在必须整顿房地产市场。

部署城镇化从哪撬动，先解哪个结，后解哪个结。因此，城镇化问题其实是涉及社会、经济、城市规划等一系列制度问题，其核心是，要鼓励投资小城镇，创办各类企业来扩大农民就业，这样才能增加当地财政收入、实现对农民的公平财政。这是顶层设计中不能回避的问题。关于国企改革与所谓国退民进。因此可以说，户籍制度只是个水到渠成的结果，而这一系列制度的改变，则需要相当多的行政部门放松管制政策。

眼前几年可以靠多发票子来刺激经济。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农民权益保护问题，涉及中国千千万万个小城镇建设中土地的统一规划、建设用地供应、土地财政问题。效率=私有的改革公式还有个同卵双胞公式：效率=不平等。

到如今，贫富分化成这样，社会关系已经快成火药桶了。社会心理的变化又跟所谓天下大势密切相关国企的好处被高管多拿了，被官僚瞎花了，老百姓还有理由跟他们理论。再说可推广性，种地能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多劳多得、少老少得，立竿见影。

但你代言没关系，最好把迷彩服脱了，大家都清水摸鱼，谁也别浑水摸鱼。国企这不好那不好但有一好：怎么改都相对容易，一旦成了私人的，发现不好再想改回来可就难了，就得要流血了。

所以，国企改革要多在责任制、在监管上动脑筋想办法，少在所有制上轻举妄动。其来源估计是当时看着跟神话故事似的西方：西方不是人压迫人吗，人压迫人却卫星登了月，不明摆着资本主义好嘛。但为什么说没准儿挺好，而不说肯定挺好呢？那是因为，第一，同一行业内，适当引进一些竞争包括不同所有制的竞争，的确可以提高效率，而且还可以逼着相互竞争的企业向消费者让渡更多的利益，美国电信企业的拆分以及中国电信产业的拆分都证明了这一点。第二，也得承认，国企以及国企背后的国家（政府）也有自身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利益集团——尽管理论上不是，但实际上就是。

天下大势决定了在一个时期内什么样的社会心理会成为主流。但也可能正是因为差距不小，谁都想沾沾光，轮流坐庄于是就成了官场潜规，就好像清代的穷京官要外放到地方捞十万雪花银一样。再就是自由派对国企特别是央企的批评。另一方面，国企和国家也真得有人不停地叨叨它们。

自由派倒不认为国企内部阶级关系有什么不合适，他们主要批评国企占据垄断地位收获垄断利润，挤占了私企的机会，而且，像汽油价就高不就低，人民也没得着多少好处，好处都被国企（包括国企扫地的）和国家（政府）拿去花天酒地了。他们的批评有没有道理呢？也有一定道理。

他说的没错，的确他们更有动力，但有动力不一定就有能力。未来社会心理的表达者和未来社会方案的制定者，将是新一辈知识分子。

这另一些人属于揣着明白说糊涂的，他们穿着民的迷彩服，混在烤白薯、摊煎饼的中间，可说的话全在给民企老板——好多也都是官倒出身——代言。但问题很快就被过度简化成越是公家的越是无效的。公正地说，拉大差距的确可以强化激励，提高效率，但这是有范围、有条件的。国企的收益被国企拿去一部分自己合适了，被国家拿走另一部分让官僚群体乱花了一些，往自己兜里私揣了一些，这也是事实，也非常过分。三、与改革基本思路密切相关的是社会心理的变化。为什么挺好呢？因为假定国企和私企的效率一样，那当然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企业越有戏越好，属于个别人个别家族的企业越没戏越好了。

其实效率与不平等的关系也没那么绝对，也会因社会历史文化诸多因素的不同而有时这样，有时那样。地主还可能有这个能力——因为就那么几个长工短工，他可以挨家挨户半夜鸡叫提高劳动生产率。

这三四十年来，国企的主要问题好像有两个，一个是十年以前的，一个是近十年来的。北欧的家具厂也是效率与平等成正相关。

那些年上头一下改革文件，当头一段全是拉大差距，强化激励，提高效率这些话。农村如此，城市就更是这样了。

80、9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精英，如今进入盛年，占据着知识文化领域的关键岗位如主笔、主任、主编、所长、院长、社长、名导演、名作家、名画家等等。首先，要说人民一点好处没落着，那也是瞎说。所以既要正视问题，还要实事求是。经过90年代以来抓大放小现代企业制度等等改革，国企特别是央企的效率好像不太是问题了，杜建国刚才介绍了不少具体事例。

但中国的改革家们不是这态度，他们以前一直当马克思的铁杆信徒，紧接着又当哈耶克的钢杆信徒，一天都没形单影只过。如今对国企和国家的批评，主要由自由派承担，这点得承认他们的功劳。

社会心理的变化又跟所谓天下大势密切相关。记得前几年《南方周末》的一个小记者自作主张采访我，采访过程中谈到报社内部有一个作者学者的联系名单，她说非常纳闷，你们这些人怎么一个也不在那名单上。

赵本山穷奢极欲玩私人飞机，网友们不满。杜建国刚才说国企老总年薪上千万的绝无仅有。

所有制和效率隔得比较远，中间还有好多环节。我分头说说，然后再说点相关的社会心理变迁。城市工业的组织规模跟农村有天壤之别。但大工业行么？又不是焊洋铁壶，一炉子加一烙铁就齐活了。

大家就多在这方面努力奋斗吧。我曾跟一个农村八十多岁的老支书探讨过当年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经验教训，我问他农村合作社大概要不超过多少户，大家干活才觉得是给自己干而不是给别人干，他说十七八户吧。

至于刚才说到新闻媒体对国企乃至国家的批评有夸大不实之词，这要从两方面看。另外像修地铁、修高铁、给老头老太太发退休费、高龄补贴费什么的，一部分钱也是从那儿来的。

中国改革以纠正毛时代的弊端为起点，在三四十年凯歌高奏的同时，也不断积累着自身的弊端，逐渐耗尽其体制、文化和道德能量。我跟她说，别着急，等你资深了，当上主编副主编了，我们就在名单上了。